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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眼光看中国的经济改革

 

用政治眼光看中国的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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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政治眼光来看,经济问题无非是是政治利益上的分配,权力型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有着一般规律:在宏观上,经济服从于政治,在微观上,权力又服从经济的发展,这就为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体制是最大的权力保障,权力寻租是权力者的利益和动力,二者并无矛盾。当然,社会矛盾尖锐时,权力需要调整政府与社会的一些利益来达到维系长治久安的大局。

 在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权力除了对社会政治控制外,还必须对经济进行控制。控制的程度有松有严,最严厉的方式,也即绝对控制,近代社会常见的为(军事)共产制。军事共产制首创于苏俄1918年至1921年国内战争时期,该政策由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于1918年6月颁布实施,1921年3月21日被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挺过了国内战争的危机,但后果是灾难性的。战后的俄国因多年的战争而民穷财尽,1921年的重工业产量只有一战前1913年的20%,1918年至1920年,彼得格勒失去的75%的人口,莫斯科人口也减少了50%。7年的战争加上严重的干旱造成了巨大的灾荒,全俄约300万人至1000万人饿死。

 军事共产制的推行成功虽然让俄共获取了战争的胜利,但在1920年底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不仅没有收缩,反而进一步被强化。这种经济政策为什么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权力者还不肯收手?原因很简单,它除了有利于战争时期集中资源来供应城镇和军队所需要的粮食和武器,还在政治上也便于控制异见者。不管你收多收少,全交给我,不许留私。你忠于我,听话我就给你饭吃,不忠于我,你就等着饿死。这种在政治上的绝对控制,效果是美妙的,权力者是满意的。因此即便革命成功了,权力者也舍不得放手。不过,为什么最后却放手了呢?这是因为军事共产制到了后期,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危机,比如农民们普遍抗粮不交,粮食的征收甚至不得不动用军队才能完成。农民与工人的罢工活动矛头直指苏维埃政权。特别是坦波夫的叛乱席卷了全国,连十月革命的中坚分子喀琅施塔得水兵也打出了“要苏维埃,不要共产党的苏维埃”参与叛乱。一系列从社会到党内的政治危机震荡全俄,更震惊了革命的领导人列宁,他不得不说:“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1921年3月21日的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新经济政策,取代了先前施行的战时共产主义。

 军事共产制不只出现在俄罗斯,朝鲜半岛至今尚存。例如韩国有一部影片叫《太极旗飘扬》,影片中有些镜头描述了朝鲜人民军攻入汉城的情景。人民军一解放汉城,就把汉城的粮食全征收了。为了活命,老百姓必须向北朝鲜政府索取粮食,要粮食当然有代价,要么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朝鲜军队,要么参加反韩反美游行。军事共产制促成了全民政治,全体人民都要为金日成同志效忠。否则的话,只有沦落到被饿死的份上了。剧中的女主角鉴于家里的男人都参加了韩国军队,又有老人和小孩,为了多分得点粮食,不得不多次参加反韩反美集会。不过结果却为不妙,在韩军和美军攻下汉城后,就被视成共产党积极分子被枪杀。这确实是一出悲剧。其实,这个女主角只是个普通百姓,不可能有能力去区别所谓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了几粒粮食不得不参与政治活动,而陷入于政治的旋涡之中,甚至失去生命,可见用军事共产制式经济来实现政治目标,老百姓的命运就可想而知。

 听起来为什么这么耳熟?是的,中国也搞过。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国的绝对共产主义代价也是很巨大的,光大跃进就饿死了三千余万。和平时期,这种军事共产制很难为继,所以后来就有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搞了含有一定私有制的改革,极大的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很快扭转了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钱粮是人的胆,有了这两样东西,老百姓完全就可以远离政治,反正你又饿不死我。甚至说点反话,政府也没有办法,最怕的是经济上的独立必然要求政治体制上的改革,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某次动乱。

 九十年代中后期,又开始改革,兴起了房地产。房地产实际上就是另一种控制手段,当然是属于比较宽松的控制,当你把祖孙三代的钱财全交出来,我用你们在银行的存款,甚至用你的地,建好房子卖给你,按揭二十年或多少年,这个时候你就被控制了。为什么被控制了?因为你掏空所有的财富,不得不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挣钱还房贷,不光降低了生活质量,还进一步压缩了下一代的教育费用,代价不可谓不大。一切向钱看,一天忙忙碌碌,没有学习,没有思考,中国人对此起了个闪亮的名词——房奴。

 官员们通过改革尝到了甜头,利用房地产来达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目的,为了让房地产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财富,不惜发动媒体的宣传,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到房地产困局之中。不过越来越高涨的房价,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来临,单独子女的增多,必然让更多的人不愿意买房,或者买不起房,控制社会的力度就降了下来,这部份人的财富就吸不走。维持房价的压力越来越大,地方政府又极度依赖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断粮,泡沫严重的虚拟经济抬高了各方面的成本,致使实体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次经济下滑的压力之大,自可想见。更严重的是,国企巨额的债务缠身,新闻讲有六十八万亿人民币,地方政府也欠了十八万亿人民币,再加上银行的呆帐和坏帐,数目肯定不小。那么中国到底欠多少钱呢?据渣打银行一项新的估计,中国总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在6月底达到了251%,远高于2008年底的147%。帐面数据是28万亿美金,相当于171万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隐形债务,具体数据是多少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

 要化解巨额的债务问题,同时也要维持当今世界最大的体制和政府不破产,就必须要把社会剩余的财富再吸进去。我们知道,当权力控制了中国的一切资源,房价又体现着权力者的利益与意志时,只要权力尚存,房价就不可能呈断崖式的崩溃。不过房地产虽成了吸取社会高端财富的一个手段,但因为房价过高,要吸收无法被房地产吸走的财富,就须放低门槛,要用一个相对比较低端的手段来完成,由此便与化解国企和地方债务的目的得到了很好的契合。于是政府就下了一盘很大很大的棋:他们利用资本市场,把国企资产证券化,分拆,开发出衍生产品,并操纵它们一直升值,再出售给社会,事实上就相当于把巨额债务让全社会承担。

 在国企占主体的中国股票市场,要实现升值的过程,来化解国企、地方债务的巨额债务,看似很难,不过放在权力主导的社会里,其实并不难。要把社会财富最大范围的圈进来,就需要激发全社会对股票市场的最大热情,通过媒体的宣传,社会的示范,培养起社会的赌徒心理,自然而然就可演化成一场全民炒股运动。

 权力型社会如何快速让股票升值?操作手段说穿了无非就是自己跟自己炒,例如让炒高后的筹码,由不断涌入的基金接盘。左手倒腾给右手,只要让主力维持绝对优势的地位,国企的高估值就会一直猛窜到天花板上。其实,这与房地产模式大同小异,让社会财富死死钉住极具泡沫性的股票上。因此,股市和房市的目标上一致的,内容也差不多,甚至有些方面还可以划上等号,比如持股等于买房,杠杆贷款等于房贷等等。只要权力在,权力不让股价降就永远不会降,后果是可以确定的,房市造就了大量的房奴,股市也必将造就大量的股奴。

 对于那些爱把财富变现且爱跟风的散户,只要抓住他们战胜不了人性的恐惧和贪婪,和缺乏对股票市场正确认知的特点,只需几个阶段性的洗盘,自可把这部份财富悉数吸走。另外,充分利用杠杆,股票市场发挥的效力并不低于房市。当然,也须回避过高的杠杆,造成大量的破产而出现引发社会危机的局面。

 最后,用政治眼光看权力型社会的经济改革,有些结论还是可以下的:其一以维持政治体制为前提的改革,要避免社会财富加快中产阶层的形成,消解要求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其二,通过对社会财富的吸收,化解国企、地方财政和银行呆坏帐的巨额债务,达到维系体制的稳定,实现权力者的政经利益。其三,用资本市场保障下国企的合并与重组,强化垄断,为支持体制和政府的运作提供经济基础。这样的改革的后果是明显的,随着国企在市场中的进一步垄断,将使民营的实体经济受到进一步打击,加速虚拟经济过多泡沫的形成,国进民退,国富民穷的局面无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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